“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这是对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林语堂的最好概括。
林语堂,1895年10月10日出生于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坂仔镇,早年留学美国、德国,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任教,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著有《京华烟云》《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老子的智慧》等。他是第一位以英文书写扬名海外的中国作家,将孔孟老庄哲学和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等人的文学作品英译推介海外,成为东西文化交流使者。
林语堂如何“两脚踏东西文化”?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教授钱锁桥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作答。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说林语堂是近现代向西方介绍中华文化最成功的中国学人之一?他怎样做到的?
钱锁桥:中西方文化交汇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主导交流的都是西方人,主要是传教士,像利玛窦、理雅各等。他们不只把基督教传到中国,还引介西方世俗文化即所谓“新知识”,同时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欧洲启蒙运动兴起就和耶稣会士大量报道中国文化有关。
1840年后,中国学人也开始加入中西文化交流,但是绝大部分做的都是“进口生意”——把西方文化(其实是比较狭隘的、以严复所译为主的“进步文化”)引介至中国,而做“出口生意”的中国学人寥寥无几。林语堂是近现代向西方介绍中华文化最成功的中国学人,还没有谁能超越。
福建漳州林语堂纪念馆。张金川 摄为什么这么说呢?当然是看作品影响力。在1949年前的中国,英文媒体和中文媒体可以说是旗鼓相当,而且是先有前者后有后者。如果在中国英文媒体上做人物搜索,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为界限,之前出镜率最高的中国学人是辜鸿铭,而之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镜率最高的便是林语堂。
林语堂的出镜率不只在中国英文媒体高,如果在英美报刊做人物搜索,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今,林语堂仍是出镜率最高的中国学人,可见林氏曾经达到的高度。尽管林语堂的名字在当今西方已处于边缘。
林语堂是个文人,传播中华文化主要是写作出版作品如自著、译著、编著等,以及亲身参与社交活动、做演讲。他的著述能受到广大读者喜爱,有内外两重因素:外因是当时中美文化交流氛围很好。文化交流如果没有积极向善、互通有无的政治大环境,是无法做好的。内因,就是林语堂的语言艺术。
林语堂讲中华文化,不是说教,而是聊天;不着重逻辑一致,前后论述有不一致也没关系;讲的内容也不是四书五经、二十四史等大话题,而是让大家围着火炉,把西装领带卸了,上壶茶,开聊,就聊这个品茗,或养花、读书、女人、如何买牙刷、洋泾浜英语、美国独立宣言、政治病等等。总之,都是从具体生活出发,讲中国人怎样生活。这和西人很相通,因为华人西人都是人,都要吃喝拉撒,都有喜怒哀乐;又有很多不同,不同没关系,或许正是互相吸引点。
林语堂论述最看重的是“要你上钩”,即对中华文化产生兴趣。中西文化交流,如果你没有兴趣,一切免谈。
福建漳州林语堂纪念馆内展示林语堂相关图片资料。张金川 摄中新社记者:林语堂被称为“幽默大师”,对中国幽默文学的异军突起起了作用。他的散文创作是如何融汇东西方智慧的幽默情味的?
钱锁桥:林语堂既做“出口生意”,把中华文化介绍给西方,也做“进口生意”,把“幽默”引进中国,使幽默文学在现代中国文坛独树一帜。
现代中文(白话文)的兴起过程中大量吸收外来词,主要通过日文转接。绝大部分外来词已没法锁定具体的发明者或翻译者,而“幽默”一词,林语堂却享有发明专利。早期中国留学生,只要在西方生活一段时间,便会发现西方普遍的幽默文化在中华文化里很缺乏,英文的《中国留学生月刊》上有专门文章讨论过。林语堂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时阅览大量英文书籍,留学经历则加强了切身体验。后留学回国就提倡推广幽默,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论语》杂志上讨论幽默文学,把“幽默”一词永久注入了现代汉语。
海外华文媒体代表参访位于漳州市平和县坂仔镇的林语堂文学馆。张金川 摄最近,杨柳博士给我寄来一篇文章,要我看看是不是林语堂作品。该文题为“Herbert Giles in Heaven”,刊登于1935年英文《中国评论周报》,无署名,但注明“作者为国际知名中国作家,但是愿以匿名方式出版该文”。我认定此文99%出自林语堂之手。当时和《中国评论周报》有渊源的“国际知名中国作家”只有林语堂,且文章的格调,那种幽默情调以及渗透的东西方智慧,非他莫属。要回答“林语堂的散文创作是如何融汇东西方智慧的幽默情味的”,这篇文章便是最佳范文。文章构想著名汉学家翟理斯去世,到天堂碰到庄子、屈原、杜甫、莎士比亚等一大批中西文人,一起喝酒聊天问答,还有上帝在场。文中句句透露出机智、幽默。
天宝林语堂故居内展示物品。张金川 摄中新社记者:林语堂的小说,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时空的比较文学现象,如何表现中西合璧的审美观?
钱锁桥:现在有一种受西方影响的严重偏见,认为文学就是小说,非小说就不是文学。中国几千年的文学长河,诗文并举,小说很晚才出现。我认为,林语堂最擅长也最成功的是文,即“散文”。他在美国写的“大部头”,其实都是散文为基础。
前几年我回国上课问大学生,他们说是通过《京华烟云》电视剧知道有林语堂。《京华烟云》是林语堂用英文创作、献给“英勇的抗战将士”、写给英文读者的小说,如果他得知现已有多个中译版本并改编成影视剧风靡两岸,应感欣慰。小说试图以《红楼梦》为模板,通过大量女性形象的描述,为“现代中国”绘制一幅画面。这就是一个中西合璧的画,因为中国现代性就是中西合璧。中国人当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中西合璧。就中国女性的现代化来说,林语堂认为理想形态应是姚木兰那样的女性。这一点似乎已得到时间检验,至今仍得到社会普遍的关注,才会有那么多影视剧对小说不断改编、持续解读。
福建漳州林语堂纪念馆内展示林语堂相关图片资料。张金川 摄中新社记者:以细腻的东方情调观照竞争残酷、节奏飞快的西方现代生活,被认为是林语堂翻译的一个特点。您是怎样理解的?
钱锁桥:1942年,林语堂在其纽约豪宅给Who杂志做了一个专访。当时他连续出版几本畅销书《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等,声誉如日中天。这些书有一个主题,就是“以细腻的东方情调去观照竞争残酷、节奏飞快的西方现代生活”。采访中,他调侃道:美国人可能都想象我是位长着络腮胡子、身穿长袍、年迈的“东方智者”,你看,我西装革履,才四十来岁,整天忙得一塌糊涂,各处演讲请求都给我推了,我的写作计划排得满满的。要在现代生活中融入细腻的东方情调,谈何容易。
“细腻的东方情调”是中国文化固有的,林语堂跨文化实践最主要的贡献之一便是总结归纳了主要由晚明性灵派文人倡导的一整套生活美学,并在世界推广。
中国人紧追西方现代生活一百多年,当下中国人的生活节奏恐怕比西方还要快,有过之而无不及。是时候停一下,想想生活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其实,林语堂再忙,他都很会生活的,比如晚年住美国,每年都要去欧洲度假。
福建漳州林语堂纪念馆内展示林语堂相关图片资料。张金川 摄中新社记者:林语堂“两脚踏东西文化”,对当下促进中西文明交流互鉴有何启示?
钱锁桥:中西文明交流互鉴需要有积极、健康的大环境。如果要搞冷战,那交流互鉴便无从谈起。
另外,在促进中西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当下中国还鲜有人能超越林语堂,其中一点原因是知识结构、教育背景和林语堂相差甚远。林语堂在国内上大学,毕业时中西方文化方面的训练已相当了得。他在自己主编的圣约翰大学学生刊物《约翰声》上已发表21篇中英文作品,其中19篇英文,另外一篇英译中、一篇中文原作都以文言文写就。
航拍位于福建省漳州市香蕉海的林语堂纪念馆。张金川 摄所以,林语堂“两脚踏东西文化”的启示,首先是要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自己之不知,也许是第一步。(完)
受访者简介:
钱锁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文学博士,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座教授。专治中西文学文化研究,编著中、英文作品多部,包括《小评论:林语堂双语文集》《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等。
中新社70年丨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是怎样“炼”成的?****** 2017年,我曾在由海外华媒人参与的“我与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征文活动后结集出版的《家园》一书的序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回家的路途是最美的诗行。 我们定期聚首:南京、长沙、武汉、成都、上海、重庆、青岛、贵阳、福州…… 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每两年如期而至。 论坛是我们华媒人自己的精神家园,是奔波再远也要赶赴的盛会,是忙碌纷扰中不曾忘记的约定,是新朋故友欢笑畅叙的节日,是故乡的一声召唤和心中的一份企盼。” “家园”,是多年来海外华媒人对世界华文传媒论坛的“昵称”,也是我多年来同华媒人交往相处而触摸到的他们的共同心声。 由中新社发起举办的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先后在南京(2001)、 长沙(2003)、武汉(2005)、成都(2007)、上海(2009)、重庆(2011)、青岛(2013)、贵阳(2015)、福州(2017)、石家庄(2019)连续成功举办十届。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看望出席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的代表经过近20年的淬炼打磨,已历十届的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为中新社进一步创新与海外华媒交流与合作机制,广泛联系全球华文媒体,致力于建设世界华文传媒资讯中心起到重要作用。也获得世界范围内华文媒体同行广泛和高度的认可,形成了较高的品牌效应,并被列入国家级对外传播交流的重要平台。 本人作为从第一届到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会务工作的直接参与者和亲历者,见证了论坛从播种、发芽、浇水、施肥、培土、开花、结果的整个成长过程。 在中新社成立7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记录“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发展历程中的几个片断。 “长长久久”“六六顺” 2000年秋季,加拿大的一位华文媒体朋友邀请我和同事参加10月份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世界华文大众传播媒体协会第二届年会。 这个由在加拿大攻读新闻学博士的一位中国留学生筹备张罗的“协会”是由美加地区的几十家华文媒体组成的一个松散性协会,有美加地区的30多位华媒人和几位华文作家一起聚会交流,年会正式会议仅半天时间。 是次会议结束前当大家谈论下届年会在何地举行的话题时,我贸然建议并希望下届会议是否可以考虑在中国召开。 回国后,我们写了一份调研报告,向当时主持中新社日常工作的郭招金总编辑汇报。经过中新社社委会研究,我社决定另起炉灶,自己主办一次华文媒体的国际会议。 中新社社委会经过反复研究后形成共识:若要办会就办一个有一定规模和代表性并颇具规格和档次的国际会议;社委会决定由我具体负责筹划此事,社里举全社之力支持。 经过充分酝酿和广泛征求意见,我社决定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于 2001年9月16—18日在南京召开。 值得一提的是,论坛会期“9·16—9·18”也是一组非常吉利的数字,寓意“长长久久”“六六顺”“八八发”。 “9·16”遭遇“9·11” 2001年9月10日,我和总社一行工作人员提前到达南京,驻进南京中山陵国际会议中心酒店,作会议筹备接待工作的“最后冲刺”。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我们满怀信心盼着论坛举办的日子快点到来时,却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9月11日深夜11点多,当一天紧张的工作结束后,我已经躺上床。突然接到郭招金总编辑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小夏啊,出大事了!” 我一阵惊讶:“什么事呀?”郭招金总编辑说:“美国刚刚发生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你考虑一下,我们这个会还能不能开?要不要临时取消,延期……” 这晴天霹雳无疑如一记闷棍重重地打在我头上,当时头“嗡”的一下被炸蒙,几乎失去知觉,全身瘫软,气力全无,一想到经过近一年辛苦筹备的会有可能会流产,便如万箭穿心。 20多年前,网络不像今天这么发达。当晚我随即打开房间电视,看到凤凰卫视滚动播报美国世贸中心遭恐怖袭击的画面时,心情沉重。 深夜12点多,我又拿起电话对郭招金总编辑说,海外代表的机票都已订好,还有部分代表已提前到达中国,准备15号就到南京报到;南京方面的会务准备也进入倒计时阶段……郭招金总编辑劝我早点休息:“晚上你再考虑一下,我们明天早上再作决定。” 那一夜我思绪万千,翻来覆去,彻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我把自己的想法再次告诉了郭招金总编辑,强烈而又坚定地表示,“9·11”事件对大会的如期召开虽然有较大影响,但影响也是有限和可控的,建议会议照常开,能来多少代表是多少,开弓没有回头箭。 9月12日上午社里经过反复研究、评估,最终决定会议还是如期举行,顿时我凝重的心情轻松了好多。 ▲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于2001年9月16日在南京召开由于首届华文传媒论坛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受邀的海外代表非常珍视参加论坛的机会。遗憾的是受美国“9·11”恐袭事件影响,许多航班停飞或缓飞,美国约有二十多名代表受此影响未能参会。 但大多数代表并未受此影响,一些代表在“9·11”之前就离开美国回大陆探亲访友,更有一些代表历经艰辛,经过多次转机才来到中国。 “9·11”恐怖袭击至今已20多年了,但至今我还仍然记得有几位美洲地区的华媒代表为参加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而不辞辛劳,跨越千山万水、奔波五洲四海,绕了大半个地球,怀着执着、虔诚之心来参加论坛的感人情景…… 美国《世界日报》(旧金山版)时任总编辑陈裕如先生在“9·11”后的旧金山时间9月16日,搭乘旧金山恢复航班后的第一班飞机于北京时间9月17日赶到台北,在台北又遇台风滞留一天,18日才转乘飞机于当日下午15点赶到南京。 为满足陈裕如先生与论坛“见上一面”的心情,我们工作人员派车从南京禄口机场直接将他接到大会会场,而此时论坛已进行到闭幕式环节。 当长途跋涉坐了20多个小时飞机,拖着行李箱,风尘仆仆满头大汗一脸疲惫而又面带微笑的陈裕如先生出现在论坛闭幕式会场时,全体代表顿时起立,为他鼓掌致敬并流下感动的眼泪。 另一件令人记忆犹新的事是:因受“9·11”美国部分航班停飞、延飞的影响,巴拿马《侨声日报》社时任社长古文源先生为了按时赶到南京参会,避道美国而绕道欧洲换了五趟飞机,用了四天的时间辗转经过四个国家和地区,绕了半个地球才到达南京参会。 世界华文媒体的“武林大会” 2001年9月16-18日,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如期在南京举行,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0多家境外媒体的150多人与会。 海外主要华文媒体的代表基本到齐,且与会者都是华文媒体的董事长、总裁、社长、总编辑。 在论坛开幕式当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会见与会代表,合影留念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开得热烈成功,海外参会代表非常兴奋。在论坛闭幕式上,时任国务院侨办副主任兼中国新闻社社长刘泽彭郑重宣布,两年后中新社将举办第二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时,会场上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首届论坛的成功举办得到与会者的高度认可。香港《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说:“中新社办这样一个论坛,邀集世界华文媒体,可说是世界华文媒体的武林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彼此交流理念、分享快乐和辛劳。” 牵手世界 见证时代 经过近20年的淬炼打磨,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已成为在世界华文传媒领域享有很高知名度和信誉度的精品和品牌工程。 为保持论坛的品牌形象,我社不断完善和改进论坛的内容和形式,坚持精益求精、不断打磨、服务为上、创新引领的理念,使论坛朝着权威、高端、专业、精品方向发展,力争做到可被模仿,但无法超越的境地。 首届论坛在南京举办时,仅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0多家境外媒体的150多名代表参会。 其后参加每届论坛的代表和国家地区的数目快速增加,到第九和第十届论坛时,已有来自64个国家和地区的430多家媒体的460位代表参会,体现出论坛广泛的参与性、活跃度,以及规模大、参会范围广、人数多、传媒类别齐全的特点。 ▲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上夏春平与老朋友印尼《国际日报》董事长熊德龙先生相会历届论坛设置的主题都聚焦中国发展,服务国家国际传播总体大局。从第一届到第十届论坛的主题分别是: “面对新世纪的华文媒体”(2001) “沟通·合作·发展”(2003) “全球中国热中的海外华文媒体”(2005) “华文媒体与和谐世界”(2007) “全球金融危机下的海外华文媒体”(2009) “国际话语体系中的华文媒体”(2011) “中国梦——世界变局与华文媒体的新使命”(2013) “海外华文媒体200年——薪火传承与时代担当”(2015) “一带一路与华文媒体新发展”(2017) “牵手世界 见证时代——华文媒体的中国故事”(2019) 充分体现出论坛“与时俱进”的时代发展轨迹。 ▲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开幕式精神家园和励志“加油站” 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不仅仅是一个庄重严肃“高大上”的会议,也是一个充满温馨和情感的家园。 在论坛的长期打造过程中,我社时时牢记在将论坛打造成一个知名的国际交流平台的同时,也用心赋予它更多人文情怀元素,让论坛成为海外华媒人的精神家园和励志“加油站”,希望华文媒体在世界舆论场的百花园中鲜艳怒放,永不凋谢。 长期以来,遍布五大洲的华文媒体同仁数十年如一日耕耘在华文媒体这块土地上,上下求索,对中外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贡献良多,居功甚伟。 为铭记那些长期在海外为华文媒体的耕耘而默默奉献的老一辈华媒人,我们在几届论坛上设计了“嘉奖”致敬环节。 在第六届论坛上,大会首次设立“资深华媒人荣誉奖”,并专门举办颁奖晚会。 会上我社向长期从事华文媒体事业,从业超过 40年的 9 位海外华媒代表颁发奖状,对他们长期以来兢兢业业倾情奉献华媒事业表示致敬,并希望借此激励华文媒体新生力量秉承传统,继往开来,推动海外华文媒体事业薪火相传,代代相承。 在颁奖晚会上首获殊荣的华文媒体代表分别作了感人至深的发言,引起与会代表深切共鸣。泰国《世界日报》社长黄根和说:“今天的获奖使我对媒体工作更有责任感,也让我更热爱这份工作。我愿以‘一日媒体人,一世媒体人’的意志,继续在泰国为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以及为民族融合作贡献。” ▲“资深华媒人荣誉奖”颁奖仪式有这样一群人:从 2001 年到 2019 年无论他们有多忙,无论他们此前身处何方,总不负这场“回家”的约定。 在2019 年举办的第十届传媒论坛闭幕仪式上,我们特地设计了一个特别环节,为近20年来连续10届参加论坛的12位海外华媒代表颁发“老十届”特别致敬奖。 “老十届”特别致敬奖在华媒代表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同时也无形中增加了中新社同论坛及海外华媒之间的黏性。 日本《中文导报》社长杨文凯表示:“作为华媒的一员,我始终抱着学习的态度参与历届论坛,我有幸参加了十届论坛,能成为华文传媒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与有荣焉。” 已八十多岁的美国《华府新闻报》主编徐崇民先生用“十全十美”来总结自己参与历届论坛的感受:“从第一届论坛到第十届论坛,每届论坛的主题均契合中国当下的发展和全体华文媒体的发展趋势,为海外华文媒体打开了一扇近距离了解中国的观察之门。” ▲夏春平在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上的工作照作者:夏春平(中新社原副社长、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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