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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问题导向严查公款大吃大喝 狠刹餐饮浪费歪风******

　　坚持问题导向严查公款大吃大喝

　　狠刹餐饮浪费歪风

　　餐饮浪费绝非小事，事关国家粮食安全，事关社会道德风尚，事关良好作风养成。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实施全面节约战略，推进各类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倡导绿色低碳、全面节约。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认识“全面节约战略”在粮食安全中的精神实质与实践要求，把纠治餐饮浪费问题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常抓不懈、综合施策，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推动全社会形成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良好风尚。

　　层层压实责任，推动齐抓共管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制止餐饮浪费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

　　2021年4月2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同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粮食节约行动方案》，全党上下坚决落实各项节约措施，带头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歪风。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纠治餐饮浪费问题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督促层层压实责任，狠刹奢侈浪费歪风，推动建立长效机制，推动齐抓共管，坚决遏制“舌尖上的浪费”。

　　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一抓到底。山东省纪委监委把节约粮食、制止餐饮浪费作为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督查问责的重要内容，纳入政治监督台账，作为廉政谈话、述责述廉、民主生活会监督、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检查的重要内容，推动责任落实。

　　立足岗位职责，督促压实责任。陕西省纪委监委把相关职能部门履行制止餐饮浪费职责情况作为监督重点，印发《关于对节约粮食、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加强专项监督的工作指引》，紧盯10个职能部门制止餐饮浪费职责履行，明确21项重点内容，推动监管责任落实。紧盯作风建设主体责任，南方电网公司纪检监察组协助督促公司党组研究提出一系列制止餐饮浪费具体举措，并纳入公司过“紧日子”、推动降本增效的整体部署中统筹推进。

　　坚持问题导向，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

　　在各地区各部门的持续努力下，公款大吃大喝、挥霍浪费问题得到有力遏制，全社会浪费可耻、节约光荣的良好氛围不断浓厚。但仍有少数党员干部厉行节约的思想根基不牢固、行为惯性没有彻底扭转，公务活动用餐超标准、虚列开支套取公款大吃大喝等问题时有发生。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问题导向，紧抓薄弱环节贯通发力，把节约粮食、制止餐饮浪费作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治“四风”的重要方面集中纠治，强化监督执纪。

　　及时发现问题。山东省纪委监委将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餐饮浪费行为纳入“四风”问题举报受理范围，建立专门台账，实行销号管理。江西省新余市纪委监委用好“三公”经费网络监管平台预警信息，实时监测全市“三公”消费动态，2022年以来先后梳理公务接待费用超标、餐饮浪费等问题线索16起，均已按流程转办督办。

　　强化日常监督。浙江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机关食堂“光盘”行动开展情况、餐饮类经营场所食材浪费情况等进行监督检查。2020年以来，共组织开展明察暗访、交叉互查、专项检查等5000余次，发现问题2000余个。山东省纪委监委在2022年春节和中秋国庆期间组织24个察访组开展交叉察访，发现餐饮浪费问题及时推动整改。

　　开展专项整治。南方电网公司纪检监察组聚焦企业奢侈浪费突出问题，督促各级党组织持续开展专项治理，对公司系统所属各单位3136家自有食堂进行规范，并组建五个督导检查组开展监督检查，共发现12个方面30个共性问题，移交问题线索1条。通过专项治理，南方电网公司总部和各二级单位本部2022年食堂成本费用和业务接待费较2020年分别压减5%、10%。

　　坚持纠树并举，引领节俭新风

　　纠治餐饮浪费问题，必须纠树并举、久久为功。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制止餐饮浪费作为作风建设重要内容，推动以优良党风政风引领淳朴社风民风，带动全社会形成浪费可耻、节约光荣的良好氛围。

　　坚持长效常治。陕西省纪委监委推动省级层面出台《关于节约粮食反对浪费的决定》，建立粮食浪费行为投诉举报制度；推动职能部门发布《陕西省餐饮业分餐制实施指南》《陕西省文明就餐健康指南》等，巩固提升“舌尖上的浪费”治理成效。浙江省衢州市试点“公务餐”改革，打通市域范围496家食堂，供干部开展公务活动前在线就近预约，通过制度重塑、流程再造，实现公务“零接待”，全市公务接待费用支出同比减少约30%。

　　加强教育引导。山东省日照市纪委监委在春节、中秋等传统节日期间，向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市民推送廉洁寄语、“山东通”工作提示信息等500余万条，将倡树节约意识与温馨祝福有机融合，营造了廉洁自律、文明过节的良好氛围。云南电网公司纪委督促责任部门通过集体承诺、发放“光盘卫士”标志牌、建立黑榜通报曝光等方式，有效制止餐饮浪费。

　　推动移风易俗。浙江省纪委监委会同省委组织部联合下发《关于规范省管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若干规定》，推动全省99.6%的村社制定村规民约，自主约定控制婚丧喜庆事宜的餐标，一些地方推出“办酒不铺张”倡议菜单，每桌餐标不超过400元。陕西省纪委监委督促省委文明办在全省持续开展“文明餐桌”实践行动，推动“文明餐桌”融入村规民约，形成文明用餐新风，充盈文明节俭之风。(中国纪检监察报 记者 陆丽环)

多地发放数万元育儿补贴：能否释放生育潜能，除了发钱还应做什么******

　　又一地方政府用“真金白银”激发生育潜能。1月11日，据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卫健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管理办法》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2500元；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3667元；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

　　深圳市卫健委指出，适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发放育儿补贴，能够有效提振市民生育子女特别是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进一步释放市民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自2021年以来，从省级到市县，目前已有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比较而言，市县的政策措施更细化。从措施内容来看，以现金补贴为主，部分地方还提出了住房等方面的倾斜政策。

　　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以现金补贴为主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印发，明确指出，当前，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同月，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这场会议召开次日，四川攀枝花即宣布率先发放育儿补贴金，对2021年6月12日及以后，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后来，更多地方陆续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省级层面上，《广东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提出，探索对生养子女给予普惠性经济补助；浙江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北京明确逐步建立完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

　　此外，湖南、吉林、黑龙江、云南、福建等地均提出通过补贴制度鼓励生育，黑龙江还要求适当向边境地区、革命老区倾斜。

　　相较于省级层面的要求，一些地级市及区县则出台了更加细化的措施。除较早探索育儿补贴制度的攀枝花市外，陕西省汉中市对夫妻双方以及生育子女的户籍均在该市，符合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和第三个子女的家庭，由子女户籍所在地县区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2000元和1万元；湖北省安陆市对本市户籍人口2021年5月31日后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夫妻，每月补贴200元、400元，直至幼儿年满3周岁。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金补贴之上，一些地方叠加探索住房等方面倾斜政策。如，北京市明确，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湖南长沙则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的政府补助。

　　还有一些保障措施包括，江苏省明确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生育二孩的给予50%的补贴，生育三孩的给予80%的补贴；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在该县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资助；安徽省规定，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要求再生育的，其恢复生育手术的费用由受术者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给予补助。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育儿补贴，实际上是一种以经济支持为内容的生育支持政策，“支持生育的政策，包括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经济支持，第二种是劳务支持，比如托育托幼机构的建设，第三种是时间支持，比如育儿假、产假等。”

　　任远同时指出，育儿补贴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可能不一样，“在经济发达地区，育儿补贴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因为在这些城市中的生育成本、儿童养育、儿童教育的成本都非常高，以及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也非常高，育儿补贴对于生育行为的激励作用不会很高。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生活成本比较低，生育和养育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同样的育儿补贴，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

　　对此，任远建议，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的具体生育需求，根据人们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工作-生活、养育、教育等具体困难，来提供相适应的生育支持政策。比如，一些发达城市中，家庭生育碰到的主要困难可能主要是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女性的职场压力会降低其生育意愿，此外，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内部育儿有一定困难，因此，对这些地区，可能最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放在托育托幼政策的支持上，以及发挥企业对于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支持作用也很重要。

　　生育意愿尚未得到满足

　　深圳市卫健委在此次《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中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速持续放缓，结婚率逐年下降，又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人口形势面临重大挑战。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15，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水平，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的稳定在1.8左右的生育水平相去甚远。

　　在各地陆续探索育儿补贴制度后，公众更关注“真银白银”补贴后的效果。

　　其实，少子老龄化的问题在日本、韩国也已存在多年，且两个国家都进行了一定育儿补贴政策。

　　澎湃新闻近日报道，2022年年末，韩国总统直属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公布《人口结构变化应对方案》，将增加育儿假和津贴，并将修改法令使非婚生子女在制度方面不再受到歧视，还将促进移民、外国人和老年人的就业。日本政府则计划从74岁以下人群的医疗保险费用中抽取资金，从今年起将一次性生育补贴提高到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940元)，较去年增加8万日元。

　　“日本、韩国生育率的下降，比中国要早，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日韩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的生育支持政策，对我国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较大启发。”任远说，从已有的文献看，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津贴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韩国，“这也反映出生育补贴政策，对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人们生育意愿的支持作用有限。”

　　任远指出，采取一系列的生育配套服务和支持政策，使一些希望生育但是生育意愿并未满足的人群得到服务和支持，还是可以提高生育水平的，“比如我国的生育意愿现在是1.6到1.9，但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3，意味着只要通过生育服务和支持，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得到更好的满足，我们的生育水平是能够提高的。”同时，任远提出，在更深层次来看，在现代社会的生育文化中，生育的价值本身在逐步减弱，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发展，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在减弱。如果人们本身并不想生育，通过各种生育支持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国家生育政策来说，还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设上做一些改变，“在计划生育时代，形成了‘只生一个’的生育文化，独生子女一代人认为，生一个孩子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形态。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这种生育文化需要改变。孩子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逐步减弱，我们需要在文化上强调孩子的情感价值、强调孩子作为生命的价值，强调生育和抚育孩子的成长对自身人生成长的价值，通过这种观念上的重新塑造，使人们觉得生育是有意义的，才能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使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得到提高。”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