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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如磐 笃行致远 新时代首都法治公安建设扬帆前行******

　　“马上办、掌上办、一站办”，轻微交通事故接警、定责、理赔“一体化”远程处理新模式，让群众少等待、少跑路，让处理更规范、更高效；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创新律师远程视频会见，从局部到全市各区全覆盖、从本区会见到跨区跨级，有力保障律师、当事人合法权益；进一步拓宽涉案财物存储渠道，强化公安与行政机关执法联动协作，创建行刑衔接涉案财物“公物仓”存储协作机制，为规范执法提供有力保障......第二批首都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十大示范项目”一个个具有特色的实践经验“小缩影”背后，都蕴含着凝聚建设更高水平首都法治公安的“大能量”。

　　平安法治，使命护航。2022年，首都公安机关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新要求，勇于担当、敢于亮剑、善于作为，以法治方式维护公平正义，以法治手段勾勒质感民生愿景，以法治精神引领更高质量发展，在一步一个脚印的生动实践中，镌刻下“2022首都法治公安奋斗印记”。

　　重引领·把稳方向之舵

　　始终以政治安全为根本，坚持法治引领，强化超前谋划，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牵头抓总谋在前。坚决扛实执法政治责任，统筹谋划执法规范化建设，搭建首都法治公安“1+5”目标体系，健全整体联动、上下贯通的法治服务保障机制，推进固本、示范、提质、融心、聚力“五大工程”，打造“冬奥执法办案警务”，完善“六大执法保障机制”，充分发挥两级执法监督管理委员会“抓总议要”作用，将法治保障融入中心工作全领域、各环节。牵引示范走在前。牢牢抓住“执法办案管理中心”这个关键，在全国率先制定提质增效工作意见及“十项措施”，创新提出“执法总部基地”新定位，推动案件集中办、专业办、快速办，健全合成作战常态保障和突发重大案件快速响应机制，不断拓展“一站式”办案支撑，全力打造执法规范化新生态“北京样本”。牵动改革冲在前。按照“市局主责，分局主战，派出所主防”改革思路，牵动14个业务警种以实战化为导向，编制三级权责清单，厘清专业警种与派出所案件管辖权责界限，重塑打击治理架构，构建全时响应、全域支撑、全线贯通的一体化作战新格局，着力提升警务运行效能。

　　强保障˙担牢护航之责

　　始终以服务中心大局为主责，及时提供专业、精准、高效法律指导和法治保障，全力维护首都安全稳定。制度供给重在“主动、专业”。立足首都维稳新形势、社会治理新要求，围绕基层所急、群众所盼，及时出台重大案事件处置、醉驾案件办理等一批法律适用意见，分类制定打击涉危险化学品、“裸聊”类违法犯罪等执法实战系列指引，并编发指导案例，为一线执法提供依据。办案机制要在“高效、协同”。持续深化侦审一体化改革，健全智慧案审“四大体系十四项机制”，推进刑事行政案件“双快办”，拓宽刑事案件认罪认罚“48小时速裁”适用范围，与市检察院健全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建立市、区两级法院、政府复议部门重点案件会商分析机制，全面提升执法质效。专项攻坚成在“靠前、精准”。坚持关口前移，加强指导服务，对重大复杂案事件强化同步上案、全程盯办、审核把关，依法高效处置一批社会关切、舆情关注的案件，全力为“百日行动”、社会面“七大攻坚战”等专项行动提供精准法治保障,确保实现“三个效果”有机统一。

　　抓规范˙增强执行之效

　　始终以深化执法监督管理机制改革为动力，健全完善流程化、常态化执法管理新模式。织密监督管理“经纬网”。巩固深化队伍教育整顿成果，坚持三级案管机构每日网上巡查通报，建立各业务系统每季度两级案件评查制度，推进警种案管组建设，先后开展受立案评查、涉案财物专项清理等督导检查工作，及时跟进问题整改，持续推动规范执法水平长效提升。用好执法考评“指挥棒”。坚持“大考评”理念，以“考精、考准、考实”为目标，紧扣中心工作，牵动15个部门警种，创新搭建战时安保专项考评体系，提取“强打击”“严整治”“重防控”三大类23项核心指标，常态化、多维度考核通报突出问题，客观评估执法状况，精准调整打防管治工作指向，全力护航安保工作。拧紧涉案财物“安全阀”。构建“法制部门牵动、职能部门协同、业务警种推进、属地分局落实”的涉案财物一体化管理机制，全国首创行刑衔接案件涉案财物“公物仓”，依托派驻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检察室推出涉案财物管理“公检协作首都模式”，组织开展涉案财物应上账未上账、应处置未处置“双清”治理，百万余件涉案物品“案结物清”。

海淀区政务服务中心

　　优服务˙恪守为民之本

　　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探索创新，全面服务高质量发展。放管服改革“顺民意”。紧盯群众难点痛点堵点，推出44项利企便民服务举措，126项事项实现“一窗通办”，健全京津冀三地公安机关“放管服”改革联席会议机制，新增9项京津冀自贸试验区“同事同标”事项，不断优化办事效率，努力做到放得更活、管得更好、服务更优。信访攻坚“解民忧”。学习贯彻《信访工作条例》，综合运用领导接访、提级办理、挂牌督办、考核追责等多种措施，全面筑牢信访工作业务规范化基础。接诉即办“暖民心”。紧扣“降量提率”目标，不断严密派单响应、协同推进、高效解决、核查反馈、效能考核工作闭环，建立“每月一题”和“两级挂牌督办”机制，从“闻风而动、接诉即办”到“向前一步、未诉先办”，再到“专题治理、标本兼治”，用接诉即办赢得民心办出实效。全局全年派单总量同比下降20%，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同比分别提升5.3%、9.7%、8.2%。

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民警办理嫌疑人物品暂存

　　夯基础˙激发奋进之力

　　始终以强化基础要素保障为重点，坚持综合施策、赋能增效，确保措施落实、效果落地。深化执法实战练兵。全面推行“精准滴灌”清单式培训，深化“法治练兵场”“同堂培训”“从警引路人”案审专业人才实战培训等品牌，举办“智慧执法创新应用挑战赛”、执法微视频评选，编写系列培训教材，分级分类开展常态化培训练兵，受训民警达10余万人次。深化智能办案应用。完善政法办案网上协同，创新推行跨区跨级律师远程视频会见，拓展多元“非接触式”远程办案模式，并构建执法办案数据分析模型，定向分析突出违法犯罪打击处理情况，精准指导一线打防。今年以来，共远程提讯1.5万余人次、远程案件审核3.5万余起，远程律师会见2.4万余人次。深化法治文化建设。扎实推进“八五”普法，组织开展“迎接二十大 送法进万家”法治宣传，结合重要时间节点和重点群体，广泛宣传防范电信诈骗、反恐防恐、交通安全等法律法规，有效提升普法实效。市公安局代表队在北京市宪法知识竞赛中荣获一等奖及优秀组织奖，充分展示首都公安民警扎实过硬的法治素养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谱写首都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奋进之年。北京市公安局将坚定不移的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认识和把握推进法治中国首善之区建设的目标要求，乘势而上、行而不辍，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畏至难而求至远”，以敢拼、敢闯、敢超，用实干、实绩、实效，在更高起点上不断续写首都法治公安新的时代华章！（陈畅）

人生短促，何以长存——《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及深层意蕴******

　　作者：（周挥辉，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毛军刚，系青年教师）

　　《古诗十九首》最早著录于南朝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在跨越千年历史长河、经受风霜岁月洗礼后，沉淀为横纵古今、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正如钟嵘在《诗品》中发出感慨，“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刘勰也在《文心雕龙》中击节称赞，“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胡应麟更是在《诗薮》中为之倾倒，“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

　　其具体年代早已不可考，大体有东汉末年说、两汉说、建安说三种，当代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东汉末年的桓、灵之际。当是时，秦汉第一帝国处于大厦将倾的边缘，四百年大乱世犹如挣脱牢笼的片羽，一种生命短促、世事无常的伤悲正在吹向人间。上承诗经楚辞，下启建安魏晋，浅浅寄言，深深道款，不作艰深之语，不写冷僻之词……一曲哀伤的咏叹调弥漫在十九首的字里行间，将离愁别恨、彷徨失意、情调低沉凝练在千余言中。

　　往事越千年，依稀可见汉末文人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浓烈的生命意识。在普罗大众的印象中，轻生死、重荣辱似乎才是大汉四百年的浩荡世风。从田横五百士的义烈有节、以死相从，到飞将军李广的不堪折辱、引刀自尽，再到强项令董宣的义不受辱、以头击楹，滥觞于春秋、麇集于强汉的轻生尚义故事至今仍能撄动人心。临近两汉的尾声，十九首中飘荡的生命悲歌犹在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生与死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对待生存与死亡？

　　《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

　　“意象”一词，当是“情意”和“物象”的结合，也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文心雕龙》将“意象”视为“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意”为借助客观物象表达的主观情意，“象”是与主体发生情感关系的客观物象。具体而言，意象就是寓“意”之“象”，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是客观形象与主观心灵融合成的带有某种意蕴与情调的东西，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

　　回溯到上古先民生活时期，时人将四周随处可见的物体当作情感载体，来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等情绪，并最终汇聚成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中出现过的意象达到数百种之多，按照内容可以主要划分为鸟兽虫鱼等动物意象、草木蔬果等植物意象、山水云雨等自然意象、嗟叹鸣啭等声音意象，按照属性可以划分为装饰性意象、描述性意象、排比性意象、比喻性意象、扩张性意象。

　　具体到《古诗十九首》，其中涉及生命意象的篇目包括《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囊括的诗句包括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奄忽若飚尘、促织鸣东壁、白露沾野草、秋蝉鸣树间、伤彼蕙兰花、将随秋草萎、人生非金石、秋草萋已绿、蟋蟀伤局促、年命如朝露、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寿无金石固、白杨多悲风。

　　首先，动物意象包括促织、秋蝉、蟋蟀。由于促织是蟋蟀的别名，本质上动物意象只有蟋蟀和秋蝉两类。其一，蟋蟀成虫在夏日，平时在野外，深秋进屋避寒，便意味着岁暮即将来临。《诗经·蟋蟀》中的“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一句，是最早借秋虫蟋蟀来感叹人生短暂、时间易逝的诗歌。无论是“促织鸣东壁”还是“蟋蟀伤局促”，展现出的都是生命即将走向终结的秋日蟋蟀，表达的也都是对生命将尽的哀伤与无奈。其二，蝉的幼虫在夏季鸣叫不止并羽化为成虫，深秋以后声音渐小且逐渐死光。《离骚》中的“蟪蛄鸣兮啾啾，岁暮兮不自聊”一句，就以蝉声逐渐寂寥来表达岁月流逝、时光迟暮之感。《古诗十九首》中的“秋蝉鸣树间”，同其他意象一起共同表达了感叹、伤痛和悲哀等多种情绪。

　　其次，植物意象包括陵上柏、野草、蕙兰花、秋草、白杨、松柏等。按照草木属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松、柏、杨等乔木植物，以及花、草等草本植物。其一，松、柏、杨都是古代墓地上常种的植物，正如春秋《含文嘉》曰：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松柏为天子诸侯墓地所植，四季常绿、寿命极长，象征万古长青、精神不死。白杨为黎民百姓墓地所植，虽不及松柏栾槐贵重，但寿命依旧可长达200年。《诗经》中的松、柏、杨通常以正面形象出现，《古诗十九首》将理想的长寿愿望与现实的短暂人生作对比，更加强化了生命短促、世事无常的伤悲。其二，无论是受人喜爱的蕙兰还是无人问津的小草，生长周期短则几日、长则不过一年。正在开放的蕙兰在不久后就要枯萎，萧瑟寒秋的野草即将迎来生命的结束，这些生命短暂的花草物象也成了诗人感慨四时变化、岁月匆匆的情感载体。

　　最后，自然意象包括涧中石、飚尘、白露、金石、朝露。按照物体属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金、石等较为永恒的物质，以及尘、露等稍纵即逝的物质。其一，金石常用以比喻事物的坚固和刚强，如《楚辞·招魂》中的“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及《荀子·劝学》的“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有汉一代追求长生，相信生命会在死后世界绵延不绝，盛行事死如生、羽化登仙的丧葬观念。《古诗十九首》直接点明人寿难比金石，以表现对宇宙永恒与人生短暂的思考。其二，尘土因风而起旋聚旋散，露珠随太阳出现而蒸发，个体的存在受外界力量所控制，且存在之短更是片刻之事。《庄子》中的“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将生命所寄的身体看成尘垢，《九辩》中的“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严霜”暗喻了生命的衰落，《薤露歌》中的“薤上露，何易晞”象征着生命的短暂，飚尘、白露、朝露等速朽物象共同表达出对节序如流、生命易逝的感叹。

　　草木、金石、虫鱼的深层意蕴

　　总体来看，《古诗十九首》对《诗经》《楚辞》有着明显的继承，主要出现了有关生命的两大意象群：一类是象征长寿、永恒的意象，用宇宙自然的永恒反衬个体生命的短暂，展现理想无限和现实有限这一矛盾；另一类是象征迟暮、速朽的意象，突出暗淡、萧条、寂寥、凄切的特点，表达悲凉、孤独、失意、惆怅的心情。岁月的短暂强烈地冲击着诗人的精神世界，让生者深知人生不可能像松柏般常青、金石般永固，更似花草般脆弱、尘露般易逝。既然形体死亡是人类必然的归宿，那么应该如何对待当下的人生呢？

　　对此，《古诗十九首》提出了两种思考：一是建功立业，例如“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长苦辛”；二是及时行乐，例如“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大多数文人一方面都有转徙沟壑的经历和世身无常的感受，另一方面又有优于黔首的生活和高于常人的地位，这导致两种观念皆“托为一意，托为一物，托为一境以出之”。自此，后人也能从草木、金石、虫鱼等生命意象，一探东汉末中下层文人的生命意识，一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渊源流变，一窥治世晚期末世前夕的社会变化。

　　从哲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与个体的觉醒密切相关。人类文明早期通常与神灵有着紧密联系，华夏文明的诞生伊始也不例外。商周鼎革之际，周人反思“大邑商”被“小邦周”取代的原因，提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依”的观念，对殷商“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传统进行了世俗化改造，以注重道德的礼乐文化取代了崇拜鬼神的巫觋文化。对上帝的虔诚，意味着殷人在主动消解自己的主体性；对天命的思考，意味着周人在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即“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将礼乐制度的外在规范具象为人心固有的伦理纲常。进一步来讲，礼乐伦理由外部的道德律令变成了人的自觉追求，基本塑造了重今生轻来世、重人伦轻鬼神的中国文化倾向。当列国纷争走向天下一统，儒家同汉廷合作建立起适应大一统的世界观、历史观和道德观，并以和平颠覆的方式拥戴王莽上位从而达到了理想巅峰。不过乌托邦式的托古改制让儒生的愿望落空，自此东汉的士风又趋向利禄一途。即便东汉王朝试图用谶纬之说和今文经学收拾人心，但其愈发走向繁琐、僵化和荒诞的现实，让不少人试图从其他学说中找到处理社会危机的办法或解决个人心灵的问题。身处帝国大厦将倾、儒学逐渐衰微、价值标准失衡的时代，《古诗十九首》的作者群体一方面试图摆脱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另一方面又未能找到新的精神寄托，只能从内心出发表达对功名富贵的追求以及及时行乐的愿望。不过从前文概述的长时段来看，这在中国历史上并非首次在精神上有了人的觉醒，无论是在群体自觉还是个体自觉方面。

　　从文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与文学的自觉紧密关联。文学由作家、作品、世界、读者构成，包含文学主体、文学形式、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四个概念。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史，无不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再到多元的历史进程。中国文学的源头有神话说、劳动说、卜祝辞说等种种，不过中国古代诗歌的源头仅有两类：《诗经》的创作主体是贵族、农夫、妇女等群体，以现实主义方式创作，形式以四言诗为主；《楚辞》的创作主体是屈原、宋玉等个体，以浪漫主义方式创作，形式以骚体赋为主。也正是在历史的轴心时代，孔、孟、老、庄等人提出了“兴、观、群、怨”等一系列稍显粗糙的文艺思想和文学批评观念。两汉时期，两者在传承创新中分别发展为乐府诗和汉赋，乐府诗发展到成熟阶段即为五言体冠冕的《古诗十九首》。以《古诗十九首》为界划分两个文学时期：两汉涌现了一大批文学创作主体，发展出独到的文学形式，兼具伦理与审美两种文学观念，不过在官方儒学的主导下以“寓训勉于诗赋”为主；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更多成体系的文学选集和批评著作，在文学观念上也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倾向于单纯的文艺创作而非政治教化的工具。从文学的四个维度来看，中国古代文学的自觉应当早于魏晋南北朝，但在魏晋南北朝发展出令人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换言之，《古诗十九首》在文学形式上标志着从四言诗到五言诗的成熟，在文学观念上体现出政治教化向自由抒情的变化，可谓是魏晋南北朝文学风格的先声。正如南宋诗论家张戒的观察，“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

　　从史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展现时势的变迁。春秋战国时期，世世代代、父死子继的宗法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逐渐衰落，潜隐在社会中下层的大量人才在乱世洪流中脱颖而出。身处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阶层流动时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等理念成了许多士人的坚定信仰。迨至秦汉新立，依靠军功选拔的地主阶层取代世卿世禄的血缘贵族，到了西汉末期甚至演变成为具有强大势力的豪强地主。东汉时期，先秦儒家的大同理想已在王莽变革中宣告破灭，豪强地主正在加速转化为在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拥有巨大优势的世家大族，一个兼具地主、学者、官僚三重身份的士大夫阶层逐步走上历史舞台。内外战争频发、土地兼并严重、门阀士族渐起、寒族前途晦暗……东汉末年的中下层文人已经很难在信仰崩溃、阶层固化、生活艰难中实现人生理想，正如桓、灵时期的民间《童谣》所唱：“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既然已经陷入信仰和生存的双重危机，文人们将部分注意力从宏观叙事转移到个体生活之上也当是人之常情。换句话说，文人们在诗句当中呈现的享乐态度是一种病态的自我麻醉，是缺乏人生价值实现途径的痛苦沉吟，更是过渡时代安顿失落灵魂的暂时解脱之道。从这个维度上来看，《古诗十九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代表性，生动地展现了承平之世转向丧乱之世、经学时代转向玄学时代、皇权政治转向门阀政治之下普通文人的心史。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